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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票民主直选总统的阿根廷收获的是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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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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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在“未一人一票选总统”之前的阿根廷社会经济发展强劲至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2,阿根廷“一人一票选总统”法通过的背景及其后果:社会混乱与百年经济的沦落



对民主的顽固痴迷,在拉丁美洲,可不仅仅是委内瑞拉。民主梦想的野蛮实践,在拉丁美洲,祸害的也不仅仅是委内瑞拉。像阿根廷,也是一朵饱受“海妖之歌”魅惑荼毒的奇葩。

1,在“未一人一票选总统”之前的阿根廷社会经济发展强劲至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国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两倍,还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

阿根廷所在区域的土著原为印第安人,16世纪初西班牙人开始逐步侵占。至16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已征服阿根廷中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1776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起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府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

随着18世纪末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政治、经济思潮的传播影响,出生并生活于阿根廷地区的西班牙后裔也掀起了独立于西班牙宗主国的暴力运动。1816年7月9日,阿根廷独立军在图库曼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阿根廷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但没有建立统一的阿根廷国家。直至1852年,一位名叫乌尔基萨的阿根廷人主持召开了圣菲制宪会议,并于1853年5月1日由制宪会议公布了阿根廷国家宪法意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根廷国家。乌尔基萨也于1854年2月13日被选为阿根廷邦联总统,并不久后将首都迁往巴拉那。但他也未能统一阿根廷,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派拒不承认巴拉那政权,并于18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派首领B.米特雷率军打败了乌尔基萨。次年,B.米特雷(Miter 1821-1906年,1862 -1868年任总统)当选为总统,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临时首都,阿根廷才正式成为统一国家。

统一后的阿根廷政局渐趋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B.米特雷总统执行近代化经济自由政策,阿根廷很快变成了一块投资者的乐园,不少在欧洲饱受内卷之苦的投资者及平民移民阿根廷,为新生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欧洲技术以及充沛的劳动力。

阿根廷利用其优越的自然资源,首先大力发展起了农业和畜牧业,致力于农副产品的出口,带动了大型牧场和铁路的纷纷兴建。此时的阿根廷的牛肉和谷物横扫全球,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

从1870年起,阿根廷国民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连年增长,铁路里程不断延伸,小麦出口量和肉类出口量为全球第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了软实力的提升,阿根廷很快就提供了免费义务教育,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

1885年以后,阿根廷的GDP持续年均增速8%以上,在中国甲午战争风雨飘摇的1895年,阿根廷已成了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19世纪末,阿根廷的读书识字率就已达到了惊人的65%。到了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总量排名为全球第九,在当时各国的电影中,有钱人的形象无一例外,都是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阿根廷人。

经济实力强劲,人民生活富裕的阿根廷,成为了欧洲贵族追求新生活的灯塔。1908年,阿根廷经济挺入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心国家的德意志帝国比肩。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成为了国际化的“南美巴黎”。该市城区的平均工资,甚至比同时期的巴黎都高出25%,当时的欧洲移民十分纠结,北有美利坚,南有阿根廷;到底是去纽约呢还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阿根廷政府采取绝对中立的对外政策,吸引了大量欧洲旧贵族避难,与之而来的是大量黄金财富。

1900年前后,阿根廷就已经有1500万欧洲移民及其后裔,成为南美唯一的白人为主国家。到1913年时,阿根廷的人口又增加了五倍,受教育率在65%基础上又得到增加,公路里程也从500公里增长到31000公里,远超同期美国。

1914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已有150万,是世界上十大都市之一,第一条地铁也在这一年投入运营。在当年金本位的时代,由于持续的贸易顺差,阿根廷所积累的黄金让当时的世界霸主英格兰银行都感到汗颜。1914年,阿根廷人均收入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与德国、荷兰持平。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阿根廷也没有仅仅停留于农林牧渔业的发展;为了满足本国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阿根廷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纺织、水泥、电力、冶金、石油开采等工业也成长了起来。

2,阿根廷“一人一票选总统”法通过的背景及其后果:社会混乱与百年经济的沦落

但阿根廷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让每个阿根廷人都能雨露均沾,共同富裕;实际上,和英美等富裕国家一样,财富悬殊差距也是二十世纪初阿根廷的社会常态。

阿根廷独立后,权贵地主占据社会上层地位,农业发展采取租佃制(tenant farmers system),即权贵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依靠下层佃农租用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产;下层佃农难以积累出自己的财富,很难摆脱底层的身份。工商资本家与工人的经济地位也类似。这种贫富分化的财富分布形态和英美其实差别不大。据估算,到20世纪初期后,阿根廷10%最富裕家庭拥有全国财富不会少于50%,阿根廷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占有经济总量的差距应该在10倍至数十倍之间。

当同时期的清国遍布文盲状态不一样的是,在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阿根廷于1884年便实行了普遍的免费教育,所以阿根廷民众——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下层民众的受教育率十分之高,处于当时整个世界的前列。这使得阿根廷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权利意识远远超过了类似清朝遍布文盲的社会状态。阿根廷受过良好教育的下层民众很容易就对社会的等级分化、个人的生活境遇、国家的运作体制产生直接的不满。

在贫富差距、社会不满不断增大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民主观念及社会主义思潮也传播渗透至阿根廷。在工商业发展的同时,阿根廷工人运动也红火开展,1891年就成立了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1896年成立了社会党;1918年还成立国际社会党,1920年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1912年,阿根廷就开始实施普通男性无记名投票法选举总统,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充分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政体。毕竟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根廷中下层民众,在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理论的加持下,强烈要求改变下层现状、要求个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福利的发展。

阿根廷1912年《普选法》是由当时在任的总统萨恩斯·佩尼亚(Sáenz Pea,1910-1914年在任)推动通过的,所以又称作《萨恩斯·佩尼亚法》。这部法律明确规定,所有阿根廷成年男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个人财富,均具有、且必须具有选举权,通过秘密、普遍和强制的投票方式直接选举总统。

所有阿根廷成年男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个人财富,均具有总统的直接选举权,放今天,也是易被誉为做到了民主的实质,是民主的胜利。而阿根廷是在1912年就通过法律的方式赋予给了阿根廷的每一位公民。经常被赞为民主灯塔国的美国在当时,也仅仅是富裕纳税的男性白人才具有总统选举权,诸如妇女、黑人、华人之类的均没有选举权。

这使得阿根廷的广大民众能够积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总统。而处于中下层的相对贫穷的选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占多数的,因此,《萨恩斯·佩尼亚法》颁布仅四年,阿根廷人民就用自己的选票推举出了第一位代表穷人阶层利益的总统——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的党魁伊波利托·伊里戈延(Juan Hipólit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Yrigoyen Alem,1852年-1933年)。伊里戈延于1916年当选总统,是《萨恩斯·佩尼亚法》、即《普选法》下产生的第一位总统,也是让后来总统竞选者亲自感受到“得民心者得总统”强大力量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伊里戈延被阿根廷广大平民百姓称作“贫民之父”,也被美洲人民称为“美洲民主的伟大捍卫者”。

伊里戈延上台后,为广大中低收入者谋取福利,颁布了劳工法,强制改善工厂工人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施强制养老金,将家庭农场主和小型企业纳入援助范围,引入普遍普及的公共教育系统,创办利托拉尔大学。这些措施在中国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具备的。但阿根廷在20世纪10年代就已经付诸落实了。

他还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积极大力打击外资控制部门,查封外国石油公司、全面补贴民族制造业。他坚持维护阿根廷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提出“美洲是全人类的美洲”的口号,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抗衡。

这些政治举措从“民主”及“保护本国经济”角度或者从深受这些观念误导的人看来,绝对是正确无比的。但实际运行的结果,非但不能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消除财富两极分化及缩小贫困阶层数量;反而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反而更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及扩大了绝对贫困阶层的数量。

打击外资,导致大量外资不得不撤离,就使得本国的就业、税收及创造的财富只能萎靡不振。而对本国工农业及中小企业的补贴,只不过加大了这些人对政府的依赖,从而松懈了奋斗的决心,就更加缺乏了竞争力。这种从政府角度搞的福利,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的透支,助长了掌管福利发放官吏的贪婪腐败,更使民众和市场丧失了自由竞争的活力。在为了公平平等正义、为了贫民有更好的生活口号下,总统行政权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强蛮施政,只不过干预了经济成果的再分配,破坏了司法的相对独立性,以多数人名义行不平等之事。

但广大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民众是不知此理,也不管此理,只管顾及了自身短期相比他人可得的利益,只要哪个总统竞选人提出了更能够满足他们胃口的各种福利政策,他们的选票就投个哪个竞选人。这又反过来滋长了总统竞选人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福利政策以获得选票。竞选成功后,为了履行竞选时许下的承诺,政府总统要么就不断提高税率或者想方设法盘剥外资企业,要么就对外借款增加财政赤字。其结果就是使得外资及企业家更无心投资本国,经济越发衰败。

显然,“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制度确实改变了阿根廷,使之在世界经济发展竞争中不断落后。这使得无法通过选票选举总统成功又想重振阿根廷经济发展的一些精英不得不采取暴力的方式直接夺取国家政权。

1928年,“贫民之父”的伊里戈延又被阿根廷广大平民百姓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他的以追求平民幸福的各项政策又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地鸡毛,冲突危机不断。1930年,以乌里武鲁将军(José Félix Uriburu)为首的军人们成功地发动了政变,软禁了在任总统伊里戈延,将民选政府踢下台,而以军政府取代之。乌里武鲁上台后,废除了伊里戈延制定通过的劳工立法,解除了所有的激进民主党领导人在全国和各省的职务,重新恢复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图让阿根廷重新焕发市场经济活力。

而乌里武鲁将军(José Félix Uriburu)为首的军人们之所以能轻易发动军事政变并成功,就在于这种政体虽然是有所谓民主选举总统的,总统也是三军总指挥,拥有所谓的军权;但并非是分权制衡政体。军权并未细化分立也置于议会立法及法院司法权中,故而有些将军反而能够实际地煽聚起部属,配置武器并可调动军队进行武装叛乱。尤其是阿根廷总统每隔六年可换,而军队将军往往可以一直担任十几二十来年,这使得阿根廷民选的文官政府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军队,使得军权成为独立于议会立法权、总统行政权及法院司法权之外的最强悍、最有杀伤力的独大权力。这种现象在拉美几乎所有国家中都普遍存在。他们对“民主共和”之类的耳熟能详,甚至妇孺也皆知;也可能知道“三权分立”,但就是基本无知于“分权制衡”。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文明发达。

在乌里武鲁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之后不到半个多世纪里,阿根廷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政府更迭多达25次之多,具有各种倾向的军人政权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成了阿根廷的基本特征,这种社会状态下怎么可能持续稳健地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呢?

乌里武鲁在1932年因为病逝而结束了其统治,跟随参与军事政变的原陆军总司令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1932~1938在任)成为了总统;他在位期间将阿根廷发展为一个警察国家,积极镇压阿根廷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进步民主党、劳工联合会等政党组织;同时建立起中央银行,并加征全国个人所得税以应对从1929年起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

1938年回归文官政府,虽然是议会议员但也支持1930年军事政变的R.奥尔蒂斯被选举为总统(1938~1940在任),他设法使阿根廷政治更多开放和民众能享受到更多的所谓“真实的民主”,但他健康不佳,在1940年8月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1940~1943在任)。卡斯蒂略统治期间,虽更关怀平民大众,但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形势不稳。

于是,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参与的阿根廷军方“联合军官团”在1943年6月4日又发动军事政变,将卡斯蒂略政府推翻,军方重新操持了政权。1944年初,以J.D.庇隆为首的“上校集团”又取代“联合军官团”,实际地掌握了国家政权。

1946年,J.D.庇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推行名为“庇隆主义”的政治理念,即所谓“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并于1947年建立政党“正义党”,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大规模扩大了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帮助建立了劳工总同盟,以提升工人在劳资之间的利益比例。庇隆政府还支持工人们可以经常罢工,鼓励工人动辄要求加薪30%、还要高休假、高福利,迫于无奈的资本家则不得不答应或关门或撤离。于是,庇隆总统成为了阿根廷人民眼中的“民主”的化身,庇隆夫人爱娃更是被视为“圣母”。爱娃创建了社会援助基金会,推动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敬老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以帮助穷人,并于1949年创建庇隆主义妇女党,推动妇女积极参加政治选举。

庇隆还大搞他自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庇隆主义”。实际上就是为满足民族主义者和工人的需求,将能源、电信、铁路、电力公司几乎全部收归国有,并拒绝偿还对外债务,设立大规模的关税壁垒,强调发展民族经济;同时效仿苏联东欧各国,也开展五年计划,集中资源加快国家的工业化。

庇隆统治初期由于二战刚结束,欧洲等国百废待兴,庇隆的这些激进措施使广大工人平民皆有所收获,经济也有较快的发展,直到1950年,阿根廷人的人均收入依然超过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此时庇隆的名望如日中天。

但欧洲在上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帮助下得以复苏,国际食品价格大幅下降,阿根廷畜牧行业利润大幅降低,经济再度陷入泥潭当中;后来作为一个天选之国,昔日“世界的粮仓和肉库”的阿根廷,窘迫到于1950、1951年竟然设立了“无肉日”,还不得不从巴西进口小麦。所谓的“庇隆主义”彻底破产。

同时,由于庇隆政府对进口工业产品和出口农产品都征收很高的关税,具有优势的阿根廷农牧产品出口急剧下滑。国外廉价、高效的机器也因为昂贵的关税无法进来,阿根廷经济失去了国外的资金来源。

而阿根廷国内企业效率低下且配套并不齐全,必须依赖着政府巨额补贴或隐性补贴维持生存,同时劳工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政府内部腐败十分严重,搞得政府赤字高涨。为解决这些问题,阿根廷政府饮鸩止渴,开动印钞机狂印钞票!

结果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与全面的政治腐败及经济的停滞倒退,民众生活更加穷苦不堪,不满大幅度增加。甚至逼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大学生们组成了城市游击队,抢掠富人财产,乃至还击毙过退休的军政府总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曾有过的繁华基本上荡然无存。

1955年9月,贝隆政府被右翼军人E.洛纳迪发动政变推翻,贝隆被捕,后来被放逐国外。接下来,阿根廷就陷入了军人政府、民选政府轮流上台的怪圈。因为每当阿根廷资源出口生意萎缩,人民生活紧张,民选政府就会以高福利收买选票上台,然后大举负债,使劲印钞,增加赤字,以全民福利的方式寅吃卯粮;而一旦吃到债台高筑,整个金融体系违约,民选政府难以为继,右派军政府会在国外资本和大地主的支持下重新掌权,引入国际资本,大举私有化,借入外债维持国家信用,再大举出售资源来偿付外债,形成新一轮的财富重新分配;而这种重新分配,一旦遭遇外部环境变化或引发极大的不公,又很快会激发人民的革命情绪,另一派军政府又上台,重新祭起贝隆主义的大旗,大搞工人权益,资产收归国有,等到实在玩不下去,要么让给民选政府,要么被右派直接推翻。

政治的极度不稳定使得政府无暇顾及经济,但贝隆时代给予贫民平民福利却必然导致高关税、高腐败、高通胀的经济政策取向却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因为阿根廷的平民百姓总体就偏好这些。

直到1960年,阿根廷的关税平均仍然高达84%,结果导致19世纪末经济最开放的阿根廷,出口锐减到国民总收入的2%,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鸡肋。

而与此同时,二战后的欧洲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对农业生产者进行大量补贴,美国和日本也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和出口。欧盟加强与美国的联系,脱离阿根廷等传统市场,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阿根廷收入下降,债务上升。

1981年,阿根廷经济濒临崩溃,阿根廷比索贬值400%,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英美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封锁,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1989年7月,通货膨胀月率达到196%,短短一年,零售物价上升3610%,批发价格上升5061%;1989年至1990年,消费物价增长了20594%。而1980年至1990年,阿根廷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9%。

90年代初期,阿根廷终于开始私有化改革,并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经济得以恢复增长,至1997年,其经济增长率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曾高达8.1%;但随着国际信贷成本提高,外资流入减少,导致维持公开开支水平只能依靠税收和使用高息贷款来实现,经济又复归衰退。1998年经济增长率只有3.0%,1999-2001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分别为3.4%、0.8%和4/5%。1998年阿根廷贫困人口占比为32%,到2001年时增至40%。

阿根廷广大平民眼看私有化改革似乎只便宜了一些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于是,在1996年创建正义党庇隆主义派、2008年5月任正义党主席(即庇隆创建的那个政党)的基什内尔于2003年5月14日被阿根廷民众选举为阿根廷总统,而将基什内尔送上总统宝座的依然主要是阿根廷的中下阶层民众。

2007年10月,基什内尔总统任期到期后,其夫人克里斯蒂娜也在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民众支持下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她成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基什内尔执政期间,政府强力控制城市中水电、煤气、电信等公共事业的价格,使很大一部分中下层民众成为了基什内尔“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基什内尔夫妇的最有力的拥护者。事实上,克里斯蒂娜获胜后,来自穷人的欢呼声最高,这无疑为她的新政府打下了群众基础。为了体现她的亲民,克里斯蒂娜公开说不愿意他人称自己为“第一夫人”,更愿意被称作“第一女公民”。

2011年12月10日,基什内尔夫人克里斯蒂娜又连选成功,开始了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她重拾“庇隆主义”,以保护民族工业为名,拒绝与国外投资者妥协,乃至疯狂收割外国资本的羊毛,这使得外国资本更不敢进入阿根廷国内投资。没有了外国投资就没有了更多工厂公司的经济主体工厂,也就没有了就业岗位的增加反而大幅度缩减,又将更多的阿根廷人推向贫穷。为了安抚百姓,政府又要出面发放救济金从而加大财政压力,上述政策让阿根廷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官员昏庸无能,从而无力改变现状。

2015年,克里斯蒂娜下台,阿根廷改革派马克里当选总统,实行经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债务,争取获得国际金融的资金支持,以恢复经济发展。但这些举措遭受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即便国家经济已经面临极大危机,但民众依然不愿意减少以往的高福利。

2019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费尔南德斯提出向退休人员提供免费药品,为普通工人提高工资等,增加社会福利,因此成功击败了改革派马克里;克里斯蒂娜又成为了这届政府的副总统。得此消息,阿根廷在一天之内,股市、外汇市场、债务市场闪崩,因为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阿根廷继续增加社会开支,必然会增加阿根廷的债务危机而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

危机是广大普通民众的,权贵们依然可以攫取财富。2022年12月6日,阿根廷司法机关宣布,因担任总统期间涉嫌腐败,判处时任阿根廷副总统的克里斯蒂娜6年徒刑。但克里斯蒂娜作为现任副总统拥有豁免权,而不会被逮捕入狱。

尽管号称关怀平民大众,是民众主义,尽管不原称作“第一夫人”、而只愿被称为“第一公民”的克里斯蒂娜为家族积累亿万美元的财富,但阿根廷的财富差距并没有任何的缩小。

阿根廷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占有经济总量的差距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约6倍左右,随着几十年来的不断攀升达到了2018年时相差30倍左右的局面。当然这一数值是在不断波动之中的,随着国家不同时间的出手调整时有变动,而在2002年这一数值甚至达到了46倍左右。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也就是说阿根廷10%的最富裕家庭拥有全国30%左右的财富,而另外10%的最贫穷人口仅拥有总财富的1%。其余绝大多数财富占据在富豪阶层手中。

而经济发展呢,再回首美国与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之路,就会清楚地发现:

1895年时,阿根廷与美国人均GDP相当。1910年代时,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70%;1940年代,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50%;1970年代,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30%;1990年代,阿根廷经济稍有起色,当时被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胜利;2002年,阿根廷遭遇债务危机,经济跌至谷底,人均GDP仅占美国的6.8%;如今也大约只占11%左右。南北美洲,原本起点相当;但在时间的赛跑中,已然被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而沦落为三四流国家了。

这个被誉为民主典范的国家,早早就让民众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国家,却压根没有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应有的制度保障,反而被数量庞大却无知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的中下层民众所裹挟,只能深陷所谓民主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即便那些掌握着军权的将军们愤而折腾一下,也无奈于面对汹涌的所谓民意而弃甲而去。这或许就是“海妖之歌”强大的邪恶魅力!

他们压根不明白,美国构建的政体可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理论!而是基于分权制衡理论。而这种不明白,阿根廷将在可见的未来岁月中仍然只能折腾在贫富分化、至多中等收入的陷阱中而不拔;而绝无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文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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