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叙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每每涉及这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其间不乏含糊之论。本文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其中,《通鉴纲目》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不列入比较范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依据《后汉书》而有所 增饰。第29回:孙策之死《吴书·孙讨逆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传》:“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未涉此事。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丙午,策卒。”(据《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依据《三国志》。第34回:马跃檀溪《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未涉此事。未及此事。依据《三国志》。
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虽然初战“不利”,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而发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异: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楚。《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结果:“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情景,叙述更为生动。这些记载,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和主导地位,突出了“火攻”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把握战役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些零散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首尾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精彩情节,但那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却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元,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结构框架,主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结构,从天下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主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①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②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①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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