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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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鹏

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内的一个重要命题。从二十世纪早期著名的列宁论断，到下半叶颇具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一现象认识的持续深化。世界体系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建构的一个主要模型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体系，中心国家是少数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它总是试图通过对外围国家的剥削或剥离（及限制），维持自我的积累和体系的再生产。外围国家包括大多数边缘性的落后国家，它们的发展是依附性的不连续的。

根据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大约以1500年前后为起点，以新大陆的发现、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为标志，在欧洲开启了一个财富缓慢积累的过程，到了17世纪后半期，由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资本积累的速度大为加快，并延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组国家，在中心的内部，始终充满着各种竞争乃至战争，在特定的时段内，某个国家完全可能取得显著优势的霸权地位，按照历史的先后大概依次是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中心的内部，打得是头破血流，但也有彼此默契的底线，就是赢者不能通吃，败者还要搭伙，中心国家作为整体，还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王者。

二

近年来，国际上有个历史国民收入核算（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的研究项目，Broadberry联合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史研究者，中国有清华大学李稻葵、管汉晖等人参与，该研究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历史国民收入核算（Historical Accounting）方法，对历史上的国民收入进行了重新测算，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结果，大幅修正了传统的麦迪逊估测，重新刻画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轨迹。这个结果，印证了不少国人（包括我）久已有之的印象，中国有着辉煌的过去，曾经是具有中心潜质的国家，却在五百年来斯文扫地，不仅被逐出中心地带，百年前更是沦落至万国金字塔的最底层。而这个局面，到了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得以根本的扭转。

经济总量是人们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公元1000到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1600年的34.6％，到1820年仍占32.3%。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转折点在1978年，中国的经济份额快速回升，2017年重新回升至18.2%。然而，这个指标没有考虑到人口变化的因素，因而有很大的局限。中国的人口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经历了一个不断加速的上升过程，在1000年约5900万，1600年约1.6亿，1820年为3.81亿，1952年为5.59亿，1978年为9.56亿，2008年为13.25亿。借用人均GDP指标，能够剔除人口变化的影响，更有效地衡量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

为简化及量化分析，这里首先提出一个简明清晰的三层世界体系（中心/外围）模型，以世界人均GDP指标为基本单位，中心发达国可以粗略的定义为人均GDP为基本单位2倍以上的国家，中等国定义为人均GDP为基本单位的70%至2倍之间的国家，落后国定义为人均GDP处于基本单位70%以下的国家。这里的中等和落后国严格意义上都处于中心的外围，发展也会打上程度不同的依附的烙印。

其次也要强调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以1820年（工业革命）前后为界限。在1820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在加速地发展。世界人均GDP由1820年的704美元（1990年可比口径，下同），至1952年2260美元，2008年的7614美元。但在1820年以前，世界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与草创的阶段，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积累缓慢，整体工业化现代化程度很低（荷兰以贸易资本为主，晚期英国卷入工业革命，但占比有限），所以人均GDP水平长期停滞在一个低水平上，1500年717美元，1700年759美元，1820年704美元。

三

有了这些基础，我们就可以先看看中心区域的情况。在1550年~1700年，荷兰是最主要的中心国家，其人均GDP为同期基本单位2.5~3.3倍；1820年，英国已彻底超越荷兰，成为具有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同年英国的人均GDP为基本单位的3.3倍。到1952年，美国成为绝对优势的中心国家，人均GDP对基本单位已高达4.6倍，直到2008年仍维持在4.1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据都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没有考虑中心国家的贸易与金融霸权，也没有考虑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如按照国际汇率计算，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无疑会更加显著。

HNA项目对传统研究的主要修正在于，中国曾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古代时期，大约在公元900至1000年间（大致在北宋），人均GDP大约达到1500美元，在1500年以前的古代可谓高至1500美元，应为世界经济曾经攀登过的巅峰。按照近代的标准，北宋的人均GDP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2倍。假如遵循同样的逻辑，当时的中国应该算是当之无愧的中心国家吧，对国史熟识的朋友应该是可以找到不少史料可以作为旁证的。这里就值得特别的追问，宋代中国极可能是一次早期资本的萌芽与发育时期，也极可能是古代中国之于近代资本距离最近的一次。

惜乎国运不昌，命途多舛，受制于边疆连绵战事与最终的外族入侵和降伏，这一大有希望的跨越以失败告终。即便明代及清代早期，江南地区的富饶地带仍反复尝试原始的商业与手工业资本积累，但都没有办法达到曾有的高度。以人均GDP的指标衡量，大致在1000美元上下波动，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仅及基本单位的1.3倍，颓势已显，前路迷茫。彼时中国已不再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心国家，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已走在世界贸易的前列，其人均GDP达到基本单位的2倍（1400年）。

经济的衰败，在18世纪显著加速了，人们却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里迷失了，因为GDP总量还在增长。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均GDP从1089美元跌落至623美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由1.6亿猛增至3.81亿，而土地耕种面积却几乎没有增加，在单位亩产难以提高的情况下（绿色革命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事件），陷入了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绝对贫困陷阱。这一转折具有决定意义，其一是中国人均GDP开始低于世界均值，并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不仅近代资本积累陷入困境而迟迟无力突围，人均粮食拥有量的减少与农村土地分配的不均，更是导致了连绵不绝的失地（少地）农民的生存危机。19世纪下半叶的太平天国运动，20世纪上半叶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中国的农村社会陷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和动荡的时期。其二，从19世纪开始，资本积累在欧美日等中心区域显著加快了，世界在日益分化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也就是当下中心与外围世界体系的前身。随着世界人均GDP均值的上升，中国的人均GDP对基本单位的比值持续的跌落（虽绝对值没有明显减少），直到1952年，仅为基本单位的24%，沦落为最为落后的边缘国家。剧变伴随着屈辱的半殖民地近代史的整个进程，有着辉煌与光荣过去的国度陷入了可能亡国灭种、开出球籍的深重危机，期盼着有浴火重生、救亡图存的日子。

从历史人均GDP的维度，转折点是从新中国的建立而非民国时期开启的。民国四分五裂，一穷二白，没有能力摆脱马尔萨斯式陷阱，最终地毁灭却可以部分归责于它。现代化重启于1949年，人均GDP由538美元（1952年）到978美元（1978年）。很多人低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一时期步履蹒跚，出现过严重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与饥荒，损失极为惨重，教训必须牢记。另外，由于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国内人均GDP对基本单位的比值也没有缩小。但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经济总体仍保持增长，即便速率较慢，人均GDP也回升到一千美元的水平，扭转了三百年来的下降趋势。土地改革的完成，加上绿色革命（化肥的普及）和杂交水稻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性突围。更为重要的，1949年革命统一了全国，奠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皆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在世界的经济份额从4.9%快速回升至18.2%，人均GDP对基本单位的比值，更是由0.22上升到1，绝对值更是超过8000美元。远高于北宋曾经达到的历史峰值，也远高于现代化的1500~2000美元启动平台（借鉴荷兰、英国及其它国家的实例）。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举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市场开放与国有制经济共同结合的产物。与其它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的依附性发展不同，中国的发展带有自主中心的潜质，因为它拥有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拥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投资体系，拥有一个国有银行为基础的融资体系，拥有渴望富民、强国和世界和平的十几亿勤劳勇敢的人民。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路径，不断协调和完善市场开放与经济平等的共同结合，不犯大的政策失误，不卷入国际战争，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势头仍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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