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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一位诺奖女作家的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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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因肺炎逝世,享年88岁。一部关于她生平和文学成就的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也应景地在美国上映。

“在黑人中写作”而非“为黑人写作”

不得不说,影像中的莫里森,用心穿搭,配色讲究,发型和首饰也总是非常引人注目,年轻时的她漂亮、自信而笃定,年老时的她拥有几分因年龄和文学成就带来的威严。而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则流露出她的幽默感。

纪录片一开头,莫里森本人以及几位出镜评论者都强调,托妮·莫里森虽然是一名黑人作家,但是她的文学故事绝非仅仅局限于黑人故事。莫里森也一直苦恼于将她作品的读者预设为一名黑人。“我身为一名黑人,向黑人写作,但绝非仅仅只为黑人写作”。(I write to/among the black, but not for the black.)纪录片在两次详细铺陈的小说《苏拉》就是极好的例子。

在这部小说中,托妮•莫里森当然是在写种族制度,尤其是黑人女性造成的创伤,以及母女间的创伤传承。但在小说最后,她已经超越了人种,指向了人性中最幽深的部分——最隐秘的恶,最深刻的绝望。

在《最蓝的眼睛》中,一个备受摧残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布里德洛瓦,却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纪录片在讲述这一部分时,银幕上呈现的是一个黑人女孩在售卖白人洋娃娃的橱窗前流连忘返。在美国人的历史上,黑人的历史是被忽视的,作为黑人的痛苦是被遗忘和淹没的,“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莫里森在一次采访中说。

这两部小说与另一本《所罗门之歌》一起被奉为经典。这三本小说的诞生年代是在1984年左右,莫里森辞去兰登书屋编辑职务专心创作。她理解语言作为一种压迫或鼓舞的力量的运作方式,她的散文《根深蒂固:作为基础的祖先》阐述了其创作理念——小说总是“对于创作出它的阶级和团体发挥功效”。莫里森编辑并于1974年出版的《黑人之书》记叙了美国黑人300年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莫里森说,黑人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揭示冲突和问题所在”,虽然小说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是一种记录和反思。

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莫里森的语言魅力有时候比作品内容的思想性更加值得赞赏。从小,父母(特别是外公)就锻炼莫里森通过讲述非裔美国民间传说、鬼故事和吟唱诗歌锤炼语言能力和继承传统的仪式感。孩童时的莫里森就大量阅读,她最喜欢的作家是简·奥斯汀和列夫·托尔斯泰。在霍华德大学主修英语的莫里森,语言技巧精湛,颇受赞誉:“她笔下的句子充满知识见地”。莫里森在片中说:“我喜欢在语言里做选择,有如此多的方式说同一种事情,真是很奇妙。”

莫里森不仅只为英语世界的人写作,她的作品因此畅销全球,在中国、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被翻译出版,她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作家。纪录片导演蒂莫西·格林菲尔德·桑德斯通过将一本本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封逐一铺陈来表明这一事实。

出身贫穷却承袭正直乐观品质

片中通过莫里森出镜自述,讲述自己出身于俄亥俄州洛雷恩的一个贫穷家庭,原名叫克洛伊·沃福德,父亲沃福德先生是一个劳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和虔诚的非裔美国教会教徒。因为无法支付每月4美元的房租,童年时期经常搬家。莫里森两岁时,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放火烧了他们住的房子。然而,她的家庭并没有因这一“恶意”而“残忍”的行为陷入绝望,而是对房东的行为一笑了之。

莫里森继承了家族人面对逆境和残酷处境而保持乐观与正直的基因,乐观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正如几位评论家在片尾所说:莫里森是一个“被爱与赐福的人”。她在霍华德大学教书期间经历结婚生子离婚,作为单亲妈妈的她一边写作,一边养育两个儿子。莫里森坦诚,“非常艰难”。幸好有自己父母和兄弟来帮忙,她才能应付得过来。莫里森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也不错。

再看莫里森从事的职业——大学老师和出版社编辑,都是跟她喜欢的文字打交道的工作。1970年代,莫里森担任兰登书屋编辑时,她是一个尽责保护自己作者的编辑,但她也把编辑和作家的角色分开,莫里森说:“编辑并不需要过多地干预作者的文风。相比编辑,写作是一种充满冒险、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

或许因为她更了解出版业,她从重要而缺乏代表性的角度写书。但她拒绝接受出版界的定义。莫里森写作黑人文学,但她拒绝让自己的话语被边缘化。经过多年的奋斗,莫里森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普利策小说奖等多个奖项,并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片中,莫里森幽默地评价道,“我很喜欢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们的聚会办得真的很棒”,人以类聚,她的密友也说:“非常棒的聚会,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认识一个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朋友。”

维护女性平等权利

一位中国评论者曾说,莫里森作为一名黑人妇女,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了黑人妇女“重新获得”她们的“身份”:不仅反对黑人妇女在白人眼中的错误形象,而且展现黑人妇女被忽略的特点和优点。她特别注重从美国黑人的多年奋斗史中挖掘黑人妇女作为母性的心理和感情的元素。再由母性上升到人性,人性,是她小说始终贯穿的宏大母题。

不仅在文学的世界中,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是一名女性“斗士”。对她来说,“在男性世界里翱翔,并没有那么充满挫折感,而是令她兴趣斐然。”她的作品也塑造了不少非裔美国女性的形象,她曾说,了解非裔美国女性,就可以了解美国的历史。

纪录片还透漏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她发现自己比同岗位的男同事的工资要低,于是她找到主管摊牌,主管一开始并不认真对待,莫里森对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需要养家的一家之主。”主管最终给她加了薪。

莫里森还热衷于提高女性权利的运动,反对种族隔离的社会运动。早在她成为一个小说家之前,她就是早期黑人运动组织松散的黑人作家们中的一员了。他们主张,不但创作艺术作品,而且要让世界倾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只是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他们也在思考黑人文学作为特定体裁的责任、定义和特殊功用。

奥普拉效应

纪录片中的几位评论者不仅评价莫里森作品的意义,而且结合亲身经历和私人感受来谈,奥普拉是一个曾被侵犯,命运坎坷、人生非凡的人,她说莫里森的小说宽慰她,告诉她疼痛是正常的。片中也讲述了奥普拉通过当地火警查到莫里森的电话,告诉她,她想把《宠儿》搬上银幕。奥普拉自己主演了女主角赛丝。

然而,电影《宠儿》于1998年被搬上银幕,然而该片票房失利,但是因为“奥普拉效应”,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和《最蓝的眼睛》都在奥普拉读书俱乐部中被推荐,让莫里森的作品被更多人的知道和喜欢。

对于不太了解莫里森的观众来说,这部纪录片算得上是对莫里森生平和文学成就的一个颇为完整的影像化呈现。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晓雪 编辑:罗皓菱。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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